告密者

人説：“筆桿子帶來的殺傷力，會比槍桿子所製造的來得強，後遺症更長久。”我認同。槍支與子彈能讓人痛快，可是由筆書寫的文字（如今是鍵盤或平板電腦熒幕），可以保留恆古。好的，流芳百世；壞的，遺臭萬年。而這道理，一旦與新聞記者扯上關係，如何書寫報導某事某物，端看記者本身的道德操守、職業原則。

《告密者》（Kill the Messenger）改編自真人實事，是美國新聞史上，發生於一九九〇年代備受矚目的事件。記者蓋瑞·韋伯秉持著揭露真相的原則，在報章媒體界算是一位小小的風頭人物；一旦嗅到任何不公或爭議性的新聞案子，便會死咬著不放，深入調查，直至將真相昭告於世才會罷休。某天，他接獲一個因販毒而坐牢的囚犯的妻子來電，得知美國CIA利用毒販，從尼加拉瓜走私毒品，然後從中謀利。得此情報，韋伯自然不放過，冒著隨時飯碗不保、家庭分裂、生命威脅等風險，毅然調查到底。當相關“有力”人士感到受威脅，便開始反擊。面對職業生涯，甚至生命岌岌可危的韋伯，處在人生抉擇的兩難……

電影看得多，人人都愛陰謀論題材。尤其那些位高權重者，普通人民根本無從知曉他們光鮮外表的背後，是否有幹些什麽勾當，而記者就成了拉近雙方距離的橋梁。所以，一旦報社或媒體有了政治偏向，成了政治人物的發聲筒，便可以欺騙人民。故此，媒體的中立，異常重要；而新聞記者，更該具備無畏精神，視報導真相爲己任。

看完電影，我第一時間聯想到“千禧”三部曲，男主角麥可·布隆維斯特就像蓋瑞·韋伯，堅持新聞自由。當政府内部黑官官官相衛，他有幸獲得駭客莉絲·莎蘭德（綽號“龍紋身的女孩”）的幫助，透過我有聽沒有懂的高端科技，大獲全勝，送黑官黑警入獄或下地獄；韋伯事件發生在一九九〇年代，當時網絡科技沒那麽發達，大多黑官仍用“白紙黑字”溝通，所以縱使身懷科技技能，仍無用武之地。一方面只能説，韋伯太不幸運了，就連原本支持他的報社，後來因“上面”發來的壓力而選擇明哲保身，遺棄他。雖然他獲頒猶如新聞界奧斯卡獎的普利兹獎，但已無法彌補同儕爲利而對他造成的傷害。

電影結尾，以黑底白字的方式敘述韋伯被發現陳屍於住家内，頭部中彈兩槍，警方後來將其歸類爲自殺案件處理並結案。眼明人一看，就知道此事極大可能是謀殺案件，試問，有沒有可能自己對準頭部開兩槍自殺？近距離頭部中彈，早就直接斃命！就算第一槍未致命，又要有多大的決心、勇氣來扣下第二次的扳機？真相呼之欲出，只是世界不公，人們選擇沉默，讓時間偷走記憶。

同樣，善與惡是對立的。《告密者》編導透過電影，向這位堅持新聞自由的偉大人物致敬！這種捍衛精神，在現實中也是永久不滅。電影後，我們該起立鼓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