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不如死，還是得走下去——《大競走》觀後

我是史蒂芬·金死忠書迷，收藏了五六十本他的著作，喜歡的還會買英文原版珍藏。不過，喜歡歸喜歡，並不是每本都愛不釋手。有幾本我相當不likey，如《撒冷地》（Salem’s Lot）、以理查·巴克曼筆名出版的《大競走》（The Long Walk）、與彼得·史卓伯合著的《魔符》（The Talisman；但續作《黑屋·Black House》又重得我心）、《復活》（Revival）等。要嘛行文節奏拖沓冗長，要嘛就是地域背景文化隔閡太深，悟不透他到底想表達什麽。

其中，《大競走》是我讀得最為狼狽的一本。當年特地帶它去外島度假，結果被晦澀難懂的隱喻搞得昏頭腦脹。於是閤起書本，吹著徐徐海風，眺望宜人景色，寧可發呆放空，也不想繼續翻頁。最終看完，是憑著「不輕易半途而廢」的倔強，但發誓絕不再看第二回。

結果，改編電影來了。率先上映的美國口碑爆燈，幾乎零負評；導演又是我喜歡的法蘭西斯·羅倫斯——除了《饑餓遊戲》（The Hunger Games）系列非我心中那杯茶，其他如《康斯坦汀：驅魔神探》（Constantine）、《我是傳奇》（I Am Legend）、《大象的眼淚》（Water For Elephants），都在我心中占有極高地位。

電影版《大競走》因有視聽效果加持，比純文字敘述的原著更容易投入。故事背景設在極權統治下的反烏托邦美國，每年舉辦一場殘酷賽事：從全美選出五十名青少年，不停行走。速度若低於規定三次，便會被當場射殺，最後一人可贏取巨額獎金，餘生無憂。主角葛瑞迪參賽的動機，是要為因政治異見而遭處決的父親復仇，他跟另一位參賽者麥克弗里斯建立起短暫卻深厚的友情。血與淚、理想和絕望，都隨著他們在這條絕望公路上，一步步行踏出來。

就觀影體驗而言，如果一部電影能讓我不覺時間流逝，散場時以為只過了一小時，而實際上已近二小時，那我敢說它在節奏掌握上絕對合格。導演和剪輯都下足功夫，把這部以對話為主的作品拍得緊湊且富娛樂性。難能可貴的是，這些對白不是插科打諢的笑點或內涵空洞毫無意義，而是層層遞進的思維碰撞。仔細聽，理解了角色的理念及原則，再對照另一名角色的想法，是傾向？是對立？還是相互兼容？這種腦海心靈深層次的辯證，是這部《大競走》最刺激精彩的部分。

「不停往前走」的比賽規則，注定讓畫面單調。演員沒法停下腳步讓導演上演大段特寫，鏡頭始終在晃動，直到最後贏家，才有短暫的聚焦。這雖然限制了鏡頭的捕抓範圍，卻也強化了主題：人生就是一場無法停歇的長途跋涉。

我依然沒能看透原著作者想傳達的譬喻，倒是有這場比賽就是人生縮影的領悟。無論生、老、病，酸甜或苦辣，都得繼續走下去。停下，就意味著死亡，就這麽殘酷，也那麽自然。

題外話：要說現實中最適合代言這部電影的品牌，我想非烈酒Johnny Walker莫屬。

《厲陰宅：最終聖事》——溫子仁恐怖宇宙的階段收官

過去二十年，因漫威超英類型電影的成功，影視產業流行一種敘事模式：宇宙觀。不同作品彼此呼應、相互聯動，哪怕不是自己偏愛的角色或故事，也會吸引觀眾買單，大家心中抱持一個期待——未來這些看似獨立的篇章，也許會匯流整合，彼此交織成一幅恢弘龐大的故事版圖。

除了令人日漸審美疲憊的超英題材之外，能夠在好萊塢真正建立起電影宇宙規模的案例並不多，溫子仁主導的“厲陰宅宇宙”（The Conjuring Universe）系列，是其中代表之一。跟動輒兩三億美元預算的商業大片不同，鬼片的製作成本相對低廉，只需掌握好氣氛營造，拿捏好故事張力，便能做到“以極低成本，換取最高收益”。自二〇一三年第一部《厲陰宅》（The Conjuring）上映以來，整個宇宙擴展出十部作品，直至《厲陰宅：最終聖事》（The Conjuring: Last Rites），業已走過十三個年頭。

十三年來，“厲陰宅宇宙”票房口碑收獲頗豐之餘，還陪伴了許多觀眾成長，成為他們青春或觀影記憶的一部分。尤其戲裡的艾德和蘿琳·華倫夫婦，他們的形象，既是系列的中流砥柱，更讓這恐怖片系列有別於一般鬼片，帶著“偽史實”的真實性及情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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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我個人而言，《厲陰宅4》的表現雖無法跟首兩集相提並論，但比第三集《厲陰宅3：是惡魔逼我的》（The Conjuring: The Devil Made Me Do It）已有非常大的改進。

眾所周知，溫子仁親自執導的前兩部是系列的定海神針，無論是整體節奏掌控、氛圍營造，還是角色背景塑造及情感變化上，都堪稱典範。觀眾當年之所以願意追隨“厲陰宅宇宙”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拜溫子仁的導演風格之賜。他就像魔笛手，將觀眾引入一個個毛骨悚然、驚怖駭然的世界。

只是，隨著宇宙擴張，衍生的《安娜貝爾》（Annabelle）和《鬼修女》（The Nun）系列口碑卻明顯跌滑。尤其是《安娜貝爾》第一集，空有噱頭，故事劇情卻乏善可陳；預告比正片精彩、雷聲大雨點小的《鬼修女》系列更讓不少影迷直呼“雞肋”——《安娜貝爾》三部曲中，我個人最滿意的是第二部前傳性質的《安娜貝爾：造孽》（Annabelle: Creation），故事及氛圍完成度極高，也交待了娃娃的誕生與恐怖基因起源。

至於《厲陰宅3》，溫子仁退居監制，導演換成麥可·查維斯，故事風格也跟前兩部大相徑庭，自然難以重現系列巔峰盛況。而由同一位導演執導的《厲陰宅4》，故事重新聚焦於單一大宅中的鬧鬼事件，並以華倫一家為核心，強化了親情這主題，也讓觀眾感受到曾經陪伴主角群冒險的情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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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背景設在一九八六年，講述史莫爾一家在祖父送來一面古老大鏡後，怪事頻頻發生：吊燈憑空墜落、幢幢黑影在屋中遊走、女兒被碎裂鏡片入體、父親遭受惡靈折磨……走投無路之下，這一家人只得對外求助。

與此同時，華倫夫婦過著退休後的平靜生活，女兒茱蒂卻因靈視能力日漸增強，察覺到遠方惡魔和鏡子的威脅。她瞞著父母前往追查，最終將他們再次扯入陰魂不散的波詭雲譎中。這面邪鏡，正是數十年前華倫夫婦初涉江湖時，未能徹底封印、意外遺失的靈異物件。如今，它的惡意再次襲來，而目標正是茱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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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《厲陰宅》1、2相比，《厲陰宅4》在驚嚇設計上明顯溫和不少，沒有那種“嚇死人不償命”的突然驚嚇橋段，這也是它倍受批評的原因。但我認為，跟《安娜貝爾》系列或《鬼修女》相較，它在故事完整性和角色情感上的表現，已屬合格，至少沒讓人觀影後直呼“回水”，而是體會到一種返璞歸真、回歸初心的誠意。

影片花了不少篇幅描寫華倫一家人的關係：艾德與蘿琳夫妻倆之間的信任與依賴，茱蒂逐漸繼承父母使命的覺醒、岳父和女婿之間的互動。這樣的家庭情感，讓這部恐怖片不完全靠嚇人取勝，故事帶出“傳承”意圖，呼應著片名“最終聖事”之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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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觀眾只想了解華倫家族的冒險故事，只需鎖定以下幾部：《厲陰宅》（The Conjuring, 2013）、《厲陰宅2》（The Conjuring 2, 2016）、《安娜貝爾回家啰》（Annabelle Comes Home, 2019）、《厲陰宅3：是惡魔逼我的》（The Conjuring: The Devil Made Me Do It, 2021），再到這部《厲陰宅：最終聖事》（The Conjuring: Last Rites, 2025）。

《厲陰宅》系列乃依據史實改編，以華倫夫婦調查過的幾起著名靈異案件為基礎，再輔以戲劇化演繹。《安娜貝爾回家啰》雖屬虛構，但主角是女兒茱蒂，可視作編導為這角色補上的一段冒險經歷，為正式傳承父母衣缽的鋪陳。

若你是宇宙觀愛好者，當然可以補齊《安娜貝爾》三部曲和《鬼修女》二部曲，還有關聯性較低的《哭泣的女人》（The Curse of La Llorona），拼湊出完整的“厲陰宅宇宙”。若只想追隨華倫家的主線，又不想把時間花在評價不佳的作品上，這幾部核心作品已足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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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的來說，《厲陰宅：最終聖事》並非系列最佳，但它成功擔下階段性收官的任務；它沒有《厲陰宅》前兩集那般驚心動魄，卻比大多數支線作品來得完整動人。它讓華倫夫婦和茱蒂的故事有了一個情感交接，也讓觀眾在溫馨驚悚交織下，結束這段十三年的恐怖之旅。

相比喧囂熱鬧的超級英雄宇宙，溫子仁用低成本築起了一個獨樹一幟的恐怖電影宇宙。它或許匱乏華麗的特效轟炸，卻用真切日常的恐懼，贏得本身的標志性定位。對我而言，這謝幕雖不盡完美，卻已足夠體面——所謂的缺陷美——為“厲陰宅宇宙”畫下一個不失分量的句點（或逗點）。

惡棍特工

擁有獨特暴力美學品味的導演昆汀·塔倫提諾，至今執導過九部電影（將拆分為上下部的《追殺比爾·Kill Bill》算作一部）。這些作品當中，我最喜歡、重看最多遍的，非《惡棍特工》（Inglourious Basterds）莫屬。

《追殺比爾》讓我認識昆汀的世界：刀光劍影、血漿四濺，卻美得像張翼德筆下的潑墨山水畫。但真正在戲院體驗到昆汀魅力的，是《惡棍特工》，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他的作品。電影一般會遵循一個原則：劇情應透過角色行為及動作推進，台詞能少則少，因為電影的本質是影像藝術。昆汀偏反其道而行——《惡棍特工》裡對白極多，幾乎所有角色都像話癆。奇妙的是，我卻絲毫不覺冗長沉悶，反而看得忘我投入。

昆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，他擅長用對白製造張力，讓觀眾在表面上看似輕鬆的談話，感受到潛台詞的暗潮洶湧，劍拔弩張。典型的例子，就是第一章節——克里斯多夫·華茲飾演的反派納粹軍官漢斯·蘭達上校與法國農夫的一場對話。這場戲將近半小時，藍達上校一開始看似有禮、體貼，甚至帶著幾分幽默感。但隨著對話層層推進，他表象下的殘暴冷血逐漸浮現。二人似乎只是閒聊，卻能感受到藍達上校單方面的威嚇及審問。這一幕不僅先聲奪人，還塑造了全片最重要的關鍵人物：一隻狡猾聰明的老狐狸。也因為這場戲，克里斯多夫·華茲一舉成名，為全球觀眾認識，更憑著此片奪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。

來到第二章節，才終於迎來片名所指的“惡棍特工”。這是一支由美國艾多·瑞恩中尉（布萊德·彼特飾）率領的敢死隊，專門以游擊方式痛擊納粹。透過瑞恩中尉誇張、口音古怪的自我介紹，使觀眾熟悉了這群成員的背景及個性，更透過納粹倖存者的“宣傳”、乃至希特勒本人憤怒的詮釋，來理解惡棍特工的狠辣。他們手段血腥殘暴，卻也讓人拍手叫好——這是以暴制暴的正義！

我原本以為布萊德·彼特飾演的瑞恩中尉就是本片主角。他戲份不少，人物設計鮮明，但隨著劇情發展，才漸漸發現這支敢死隊雖耀眼，卻只是歷史巨輪下的小小齒輪。真正的主角另有他人，那就是藍達上校。

影片中還有另一條看似支線，最終卻跟主線緊密結合的情節：盟軍策劃刺殺希特勒和高層的“電影院行動”。他們派遣一位通曉德國電影的英國軍官希考克斯（麥可·法斯賓達飾），與惡棍特工成員會合。誰料天意弄人，他們約見的地下酒館正好聚著一群德國兵士，更碰上一位精明的蓋世太保。這場戲又是一場典型的昆汀式對話：一杯接一杯的酒，一句又一句的寒暄，表面融洽，卻令人緊張萬分。最終，只因一個微小的手勢暴露了希考克斯身份，就此功虧一簣，換來一場槍林彈雨。這樣的殘酷設計，讓人扼腕。

我為何認為藍達上校才是此片真正的主角？理由就在於電影最後的反轉。藍達上校早已察覺盟軍打算趁首映禮刺殺元首希特勒的意圖，他還親手掐死臥底女星布麗姬特（戴安·克魯格飾），更俘虜了瑞恩中尉。按此發展，納粹早已成為最終大贏家。然而昆汀並不想重演歷史悲劇，而是大膽地讓藍達上校選擇背叛，與盟軍達成交易，換取投降條件。這個反轉初看讓人疑惑，但正因如此，電影迎來了最高潮：觀眾目睹希特勒與納粹高官在戲院裡被兩名特工亂槍掃射、炸成灰燼。這幕雖然完全偏離歷史，卻大快人心！昆汀在告訴觀眾：電影何必忠於史實？歷史也可以改寫！（後來的《從前，有個好萊塢·Once Upon a Time in... Hollywood》，他同樣安排角色阻止當年現實中震驚全球的影星莎朗·蒂慘案。）

如今回頭來看，《惡棍特工》並非單純的戰爭動作片。它結合了多種元素和類型，如間諜片的驚險、黑色喜劇的荒謬、義大利西部片的致意，還有他對電影藝術本身的情意——最後決定歷史走向的地方，發生在一家電影院內。燃燒的膠卷，帶著一種譬喻——電影不僅能記錄歷史，也能“摧毀”歷史、重寫歷史。

昆汀在多部作品中，將對白、暴力和幽默糅合得天衣無縫。在《惡棍特工》裡，他將這些元素放進歷史敘事中，在緊張與釋放、沉重與荒謬之間不停交替、相互切換。這部片於我，遠遠超越了一部戰爭爽片的範疇，它讓我感受到電影的力量：除了供給娛樂、帶來療癒，還能讓人對未來抱有希望。《惡棍特工》，一場關於影像、歷史和人性的狂想曲。

我和我的殭屍女兒

過去廿多年來，殭屍（或喪屍）題材影視作品層出不窮。歐美、日韓乃至亞洲其他地區，都發展出各具特色的殭屍片代表。尤其創意不斷推陳出新的韓國，近年佳作頻出，如《屍速列車》《屍戰朝鮮》等，皆曾掀起全球熱潮。在殭屍題材已幾乎氾濫之背景下，《我和我的殭屍女兒》究竟如何突圍？正是我觀影前心中的疑問。

故事講述殭屍病毒爆發後，女兒秀雅（崔惟理飾）不幸感染變成殭屍，身為單親爸爸的正桓（曹政奭飾）不忍親手了斷，遂帶著女兒回老家藏匿。這期間，他意外發現女兒即使已經變異，仍保有人性的反應，而非典型殭屍那般只知活人生吃。身為動物園馴獸師的正桓，索性大膽嘗試“訓練”女兒，由此展開一段既荒誕又動人的殭屍親情故事。

若將《我和我的殭屍女兒》歸類為驚悚喜劇，那“喜劇”比重約莫佔了九成七，幾乎沒有真正的驚悚或恐怖元素；有的話，也多以黑色幽默處理。這樣的安排無疑照顧到對恐怖片敏感的觀眾，我相信不少人是因男主角曹政奭入場觀賞——他在《機智醫生生活》中的親民形象深入人心，若此片走向過於驚悚，雖說顛覆未嘗不好，卻可能適得其反。單從電影海報的色調及氛圍，便可感受到輕快基調。觀影時，我不免聯想到二〇一五年的《我的殭屍女兒》（Maggie）和二〇一三年的《殭屍哪有這麼帥》（Warm Bodies），但相較之下，《我和我的殭屍女兒》更輕鬆幽默，也更適合闔家同樂。

此外，幕後團隊的用心亦值得一提。從劇本構思到選角，無不精準扣合當下最能吸引觀眾的流量密碼：殭屍題材、父女親情、友誼、初戀、懷舊流行樂，摻和著懸疑及動作元素，還有一隻搶盡風頭的橘貓。雖說有幾幕“演技”有明顯的CG特效加持，但絲毫不減牠在戲裡散發的光芒和歡樂氣息，也有聲東擊西之效，轉移觀眾對某些情節不合理處的注意力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本片擁有一個好結局。何謂“好”，見仁見智，但對一部喜劇而言，如此結尾無疑恰到好處，至少給人留下希望。

轉眼間，二〇二五年已過三分之二，《我和我的殭屍女兒》是迄今為止，我唯一將之列入年度佳作的韓國電影，極力推薦。